文章目录

摘要

Abstract

导言

一、题解与意义

二、综述与视野

三、方法与思路

四、创新和局限

第一章 歌-诗研究的理论建构

一、歌-诗的结构整合

二、歌-诗的身份确认

三、歌-诗的语言漂移

第二章 乐歌时代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乐歌启蒙的历史机缘

    一、国民性乐教

    二、现代性伦理

    三、古典性抒情

第二节 乐歌语言的现代性

    一、乐歌的文学现代性

    二、乐歌的音乐现代性

小结

第三章 五四时期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新诗运动中的歌-诗

    一、直笔与意象:胡适的《希望》和《也是微云》

    二、民间与民族:歌谣运动的瓦釜之声

第二节 艺术歌-诗的诗性开启

    一、萧友梅和易韦斋的《问》

    二、赵元任和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第三节 政治歌-诗的话语构造

    一、爱国歌-诗的四重维度

    二、马列歌-诗的修辞手法

    三、政治歌-诗的情感主体

小结

第四章 三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摩登上海的流行歌-诗

    一、《毛毛雨》:流行歌-诗的语言策略

    二、《桃花江》:流行歌-诗的委约创作

第二节 国产胶片的电影歌-诗

    一、电影《渔光曲》与主题歌-诗《渔光曲》

    二、电影《马路天使》与主题歌-诗《天涯歌女》

    三、电影《风云儿女》与主题歌-诗《义勇军进行曲》

小结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战争歌-诗的三重构想

    一、苦难叙事:《松花江上》与家国命运

    二、秧歌改造:《南泥湾》与乡土经验

    三、坚定意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与革命道路

第二节 歌-诗语言的经典化漂移—以《黄河大合唱》为研究中心

    一、第一单元:《黄河船夫曲》《黄河颂》

    二、第二单元:《黄水谣》《河边对口曲》

    三、第三单元:《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

小结

第六章 建国时期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新中国的颂歌

    一、颂歌中的国家话语:《歌唱祖国》

    二、颂歌中的民族传统:《我的祖国》

    三、颂歌中的纪实风格:《祖国颂》

第二节 少数民族赞歌

    一、蒙古族赞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二、藏族赞歌:《北京的金山上》

    三、维吾尔族赞歌:《新疆好》

小结

第七章 新时期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大陆歌-诗

    一、解放思想:《乡恋》的艺术智性

    二、家国情怀:《难忘今宵》的晚会记忆

    三、铁骨柔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情感穿越

    四、一声呐喊:《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

第二节 风靡一时的港台歌-诗

    一、张明敏与《我的中国心》

    二、邓丽君与《月亮代表我的心》

    三、罗大佑与《之乎者也》

小结

第八章 九十年代的歌-诗语言

第一节 岭南乐派引领时代潮流

    一、流行新古典:《涛声依旧》

    二、流行新民谣:《弯弯的月亮》

    三、流行新乡土:《过河》

第二节 新世纪与摇滚的天上人间

    一、新世纪歌-诗:《阿姐鼓》的灵性写作

    二、中国摇滚音乐的语言配置:重金属、迷幻、朋克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致谢

文章摘要:“歌-诗”研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处于文学与音乐的交叉地带。但遗憾的是,文学史、音乐史在对其进行讨论时往往只注重各自熟悉的部分,这就让本来为一体的“歌-诗”出现了研究和阐释的断裂。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创作的主流“歌-诗”的诗意生成和表达系统进行研究,以求在学科之间找到诗意会通的可能。“语言漂移说”是当代诗人、学者李森提出的艺术哲学（诗学）方法论,这个理论认为,语言、心灵与世界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假设值得怀疑,语言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是处于“形而中”的独立存在状态（“形而中”亦是李森提出的哲学概念）。语言建构了心灵,图示了世界,它是歌-诗的呈现方式。但语言是不稳定的和非本质的,它时刻处在漂移状态中。如果承认诗意的生发源自语言的配置,那诗意也就随着语言的漂移而漂移。本论文的总体架构是:从结构整合来领会“歌-诗”的整体性,从身份确认来解析“歌-诗”配置的共同体,从语言漂移来考察“歌-诗”所穿越的诸多领域。在这种探讨中“歌-诗”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静态的文本,二是动态的表演。文本主要涉及歌词、音乐,表演主要涉及唱法。对这三者进行技术性分析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研究它们的变化以及诗意生成。笔者将以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为线索,挑选出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讨论。中国现代歌-诗是在依声填词的学堂乐歌中起步的,晚清的社会变革以及西方音乐的传入改变了既有的语言配置。音乐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听到了“歌”之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文言文的歌-诗语言配置模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看到了“诗”之新。当歌-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时,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歌-诗语言的变革。现代海派文化孕育了商业化的流行歌-诗,使其变成了市民的娱乐产品。有声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左翼电影,使歌-诗变成了具有主题性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两种产品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系统,各自在其认定的轨道上运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了一座歌咏城,红色歌-诗、革命歌-诗的创作实践在国家存亡之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精神家园。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歌-诗创作的经典,它的语言配置方式成为了主流歌-诗的标杆。在新中国诞生后,歌-诗语言发生了重要调整。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歌-诗实践。颂歌、赞歌的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诗创作对政权巩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歌-诗走向了畸形,在极左的思潮中其语言的单一化配置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由于此部分内容庞杂,涉及问题面广,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八十年代时,歌-诗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流行歌-诗、爱国歌-诗、民族歌-诗在历史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港台歌-诗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歌-诗语言的融合为其创新注入了活力,其诗意的漂移路径也更加多样,这都表现出了新时期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广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岭南乐派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时代潮流,新世纪音乐的诞生以及摇滚乐的迅速发展体现出了歌-诗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丰富性。总之,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是在语言配置与诗意漂移中进行的。从乐歌到摇滚可以看到歌-诗审美的形态变化和时代精神的功用选择。从歌词、音乐、表演进行语言漂移说的讨论是学科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亦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流。正如漂移说所言,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在时空的流变与绵延中向着直陈其事、修辞幻象、纯粹形式、意识形态等方向漂移,诗意的创造在此过程中绽放出了自身的光芒。

文章来源：《黄河之声》 网址: http://www.hhzszz.cn/qikandaodu/2021/1110/15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