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灵和长水一年总有一两次回来看看他们，住上几天，就又回到边防部队了。每次一来一走，李庄叔叔总会去车站接送女儿和女婿，弄得长水过意不去地说：爸，你这是干啥。他不说什么，只轻描淡写地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他们每次走，他都会丢了魂似的闷闷不乐好几天，夏雨理解他，知道他又想起大灵了，便说：我陪你去看看大灵吧。大灵牺牲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到公墓里。逢年过节，李庄叔叔总会去看一看，每次看他都说：大灵不在这里，她在边防团。他的话弄得夏雨一身鸡皮疙瘩，惊惊乍乍地望着他说：别胡说，这不是大灵是谁？沉默好久，他才道：大灵牺牲在了边防团，她的魂就留在了那里。夏雨便不再说话了，她凝视着大灵的墓碑，眼睛就蒙眬了。

小松从财经大学毕业了，本来能找一个好工作，他偏偏做起了生意，做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大学时，他结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同学，这个女同学有个中国名字，叫孙小英。上大学期间，小松把这个叫孙小英的俄罗斯女孩领回来几次，女孩很漂亮，个子高挑，又会说话，硬着舌头阿姨叔叔地叫。每次孙小英来，都会吸引一些人好奇的目光。有一次，李小松把孙小英送走后，李庄叔叔认真地问儿子：你们是什么关系？小松说：是同学，她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她爸是当地警局的头儿。

李庄就把不解的目光投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反应过来道：就是海参崴，俄国人叫符拉迪沃斯托克。

李庄叔叔就哧着鼻子说：海参崴就海参崴，你跟我拽什么洋呢。说到这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那个孙小英，你们做同学可以，别的可不行。

后来夏雨问过李庄：我觉得那个俄罗斯女孩挺好的，能当咱儿媳妇也不错。

李庄就挥挥手说：你不懂。

再问他就不说了。

李小松大学毕业时，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人都在和俄罗斯人做生意，把一些日用品、穿的戴的倒腾过去，听说用几吨二锅头酒都能换回飞机来。李小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起了生意，他把货发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孙小英在那面接货，再转手运到俄罗斯的内地。很快，李小松就发了，成立了公司，有了车，还置办了大哥大。

后来和俄罗斯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又南下广东，弄电子表计算器来卖，总之，他的生意一直很红火。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没谈对象，他们同时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结婚生子了，唯有他还一直一个人。

夏雨问过他，他每次都言不由衷地说：妈，不急。

夏雨就盯着他眼睛说：你是不是还没忘记那个孙小英？你爸不同意，别听他的，妈给你做主。

李小松挥下手说：妈，你别瞎想。

八

做生意发达起来的李小松，愈加懂事又孝顺了。

有一次他从广州进货回来，见父亲出门下棋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他郑重地和母亲说：妈，我想带爸爸去看病。夏雨自然知道小松嘴里的病指的是什么，惊诧地盯着儿子说：当年我带你爸北京上海跑了个遍，去的都是大医院，人家医生说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一。小松目光坚定地说：我在香港认识一个朋友，他说香港医院也许能治我爸爸的病。

夏雨被小松感动了，小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男孩，从小到大胆子小，体质弱，李庄和夏雨没少为小松操心，担心他是个病秧子。小时候儿子犯了错，两人都不敢大声呵斥他，大灵二灵被他们前赴后继地送到了部队，他高中毕业时，自己报考的大学本来没指望他能考上，结果却考上了，还是财经大学，邻居都说小松出息了。大学毕业了也不按常规出牌，又做起了生意，本来按李庄的设想，找个踏实工作，娶妻生子也就这样了。他做生意时，李庄问过夏雨：咱家还有多少钱？夏雨拿出几张存折，掰着指头数了存折上的数字，心虚地说：有大几千吧。这是这么多年老俩口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李庄一边捣鼓着有了头疼前兆的脑袋一边说：你跟小松说，咱们家就这些钱，不能赔多了。然而小松做生意不仅没用家里一分钱，还逐渐地把生意做大了，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李庄只是和儿子提过一个要求，不能娶那个叫孙小英的俄罗斯女孩，此外没再多说过一句话。

晚上吃饭时，夏雨就把小松要带李庄去香港看病的事说了。李庄看着眼前的饭也吃不下了，站起身来在空地上踱步。此时小松并不在家，又忙公司的事去了。半晌之后，李庄停下来，伸出巴掌，啪啪地拍着头道：我脑袋里那块弹片，怕是都化了，还能做手术治好吗？他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对治好自己的病还是充满了期待。这么多年脑袋里那块摸不到看不见的弹片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疼痛也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他早已习惯，但只有他知道头疼起来的滋味，仿佛到地狱走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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