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知道夏雨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夏雨怀大灵那年才刚满二十岁，自己还是个孩子。他掰着手指头算过自己和夏雨的年龄差，三个巴掌，整整十五岁。从那一刻，他开始心疼老婆了。家里的活儿几乎都被他一个人承包了，从早晨做饭开始，到急三火四地送孩子们去幼儿园。中午他吃食堂，那会儿夏雨还在医院工作，他不知夏雨吃没吃饭，从食堂打回饭跑到办公室，把电话打到医院，他要听见夏雨亲口告诉他，自己已经吃过饭了，他这才会踏实下来，安心吃自己的饭。

昔日的金师长已经是副参谋长了，经常冲李庄开玩笑地说：你把媳妇当姑娘养了。李庄红了脸低下头，并不多说什么，后来人们说多了，他就急赤白脸地跟人家解释：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我这个老光棍，人家容易吗？他这么解释，众人就笑。

在没有仗可打的日子里，李庄头疼的毛病三天两头地犯，下雨阴天就不用说了，只要未来两天下雨或阴天，他的头就隐隐地发胀作痛。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军区机关天气预报的问询处。人们不时地问他：李庄，这两天会不会下雨呀？他不高兴，摸摸自己的头，然后答是或者不是。那会儿的天气预报很不准，有几次军区搞演习，司令估摸不准天气，还专门派人来问过李庄。别人暗地里给李庄起了个外号就叫“天气预报”。

在别人眼里李庄是个喜剧，但李庄从来不这么看待自己。当时在冀中打游击，他负伤，手术的条件差，就在一户人家的牛棚里，给他做手术的却是个当地有名的老医生。他清醒过来后，那个医生告诉他：再有两根头发丝的距离，他的命就保不住了。每次头疼时，他都觉得那块弹片在脑袋里生根发芽了，已经长满了他的脑袋。有时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吃过夏雨给他开回来的止疼药，开始一片，两片，最后一把一把地吃，还是止不住他的疼。那会儿他还没有穿越，不论怎么疼脑子都是清醒的。每次头疼发作时，他都认为自己活不长，自己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对夏雨好，对三个孩子好。有许多次，他头疼难忍时，就拉着夏雨的手情真意切地说：小雨点，我老李对不住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没让你过上几天舒心日子。他这么一说，夏雨就心生苦涩，自己是名护士能照顾别的病人，自己的丈夫却照顾不好。她把丈夫的手擎起来，摸着自己的脸，任泪水在丈夫的手掌间流过。

有几次，我和黄长水这些孩子打着找小松出来玩的旗号，其实就是为了多看一眼大灵和二灵，小松那个鼻涕虫，我们才不爱搭理。有许多次，我们把李小松叫出来，前脚他出了楼门，后脚就让我们打发走了。有一次，我们又敲开了李庄叔叔的家门，看见李庄叔叔在缝被子。在客厅里，拆洗过的被子摊在沙发上，李庄叔叔像个女人似的在一针一线地缝着。夏雨站在一旁打着下手。李庄叔叔的举动让我们吃惊不小，在我们的记忆里，做针线活都是女人的事。那次，我们甚至忘记了叫小松，更忘记了多看一眼大灵和二灵，匆匆忙忙地从他们家门前跑出楼道。回到家，我把看到的一幕当新闻告诉了父母。父亲没说话，叹了口气说：你李庄叔叔不容易。

父亲和李庄叔叔还有黄河叔叔，三个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他们经常聚会，这周末去李庄叔叔家，下周又来我家，总之三个人不断轮流做东。每次父亲出门聚会时，都在裤兜里塞两瓶酒，鼓鼓囊囊地像揣了两颗炸弹。出去时还异常清醒的父亲，回来时就变了一个人，他满嘴喷着酒气，仍然亢奋着，战友相聚的情绪仍然没有散尽，每次回来，都要把我们这些孩子集合在他的眼前，讲上一遍和李庄叔叔的生死交情。每次都讲到李庄叔叔那次负伤。那是一次冀中反扫荡，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县大队在一个叫卧牛山的地方打阻击，父亲的中队和李庄叔叔的中队各守一个山头。那次父亲的山头吃了大亏，被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几乎炸平了，人员伤亡很惨重，最后与冲上来的鬼子短兵相接了，眼见着阵地就要丢失了，当时父亲和两个小鬼子厮打在阵地前，阵地没有了枪炮声，有的只是吭哧吭哧的厮打声。就在这时，李庄叔叔带着一个排把敌人打跑了，父亲亲眼看见，李庄叔叔手里的鬼头刀把压在他身上的鬼子砍倒，他拉起父亲，自己又带着战士们冲锋。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了李庄叔叔的身旁……父亲这故事讲了无数次，每次讲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满身的血液呼呼啦啦地在身体里奔涌。

有几次，李庄叔叔和黄河叔叔来我家喝酒，三个人喝着聊着，最后就抱头痛哭在一起，像三个没长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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