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高原西、北、东三面黄河环绕，南面为明长城，地理上将鄂尔多斯高原与西面的陇西、北面的大漠、东面的京畿和南面的中原隔绝开来，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和特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风俗区域。鄂尔多斯高原处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与该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古高原的中间地带，地理位置极端重要，中原王朝北进大漠，必须先占领鄂尔多斯地区，北方民族南进中原也必须经过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成为汉唐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和交通枢纽要地。鄂尔多斯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部落政治争夺、军事冲突、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焦点地区，故而鄂尔多斯高原成为战国、秦、隋、宋、明等时期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成为历代修筑长城的首选之地。

3 鄂尔多斯高原的草原文化

马的驯化和使用、骑马术的出现特别是马衔、马鞍、马镫的发明，成为人类正式进入了游牧文明时代的标志。[4]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许多青铜时代的铜马衔，标志着游牧部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匈奴，成为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骑马游牧民族，开创了灿烂辉煌的游牧文化。继之而来的，在鄂尔多斯地区主要有突厥、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将草原文化发扬光大。

鄂尔多斯由于极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位置，加之平坦的地貌、肥美的水草，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战略要地和游牧天堂，历史上土方、鬼方、狄、林胡、楼烦、义渠、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都占据过这一地区，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也因此，鄂尔多斯一带成为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政治争夺、军事冲突、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焦点地区，鄂尔多斯的草原文化从而更加突出、深刻。

草原文化鲜明的文化特质有很多，一是生产规模大。历史上的游牧部族，以部落为单位，所豢养的马匹、牲畜不可胜数；因其规模大，容易集中、统一而在一定时期或某一阶段具有优越性。二是商品交换范围大。游牧部族常用丰富的马匹、牲畜、皮革交换农耕民族的粮食、铁器、日用品等，这样就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草原丝绸之路的通畅。三是民族迁徙地域广。游牧人的迁移方式一般是“逐水草而居”，其目的无非是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环境，也有出于扩张的需要，在迁徙途中经常发生征战。北匈奴西迁、西突厥西进、蒙古铁骑西征等重大历史活动，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重大进程。同时，游牧人的迁徙开辟了异地之间的大通道，有利于亚欧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沟通、大交融。四是尚武精神强。[5]在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马匹是主要的装备，骑兵是主要的兵种。游牧民族正是依靠骑兵而使自己的武力大大地、迅速地增强了，在世界军事史上不断地写下了令人震撼的篇章。游牧人注重了解并利用各种地形、地势，故而在战斗之中常利用关隘谷地、丛林草泽、险地丘陵，进行伏击战；或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游牧千里相当于行军千里，游牧与“游击”融为一体，成为游击战军事理论的实践渊源。五是崇尚英雄主义。无论是匈奴人的冒顿单于，还是突厥人的启民可汗，无论是党项人的李元昊，还是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这些曾驰骋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北方草原帝国统帅们更富于铁血英雄的气概，他们从不把生命禁闭在深宫之中，而是在江河大地间尽情挥洒。他们迅速把氏族转变为国家，完成一系列重大的统一和变革(见图3)。

图3成吉思汗陵(甄自明摄)Fig.3 Mausoleum of Genghis Khan

从鄂尔多斯发展起来的匈奴、突厥、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在开创灿烂辉煌的草原文化的同时，乘势而上为中华文明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矛盾中，经过千锤百炼发展成熟的。

4 鸡鸣三省之地

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小占社，以及内蒙古、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处，明代榆林镇明长城内长城和外长城的中间地带，黄河S型转弯的第一个弯上，这里素有“一脚踏三省、一桌吃三省、一个快门拍三省”之说。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古迹甚多，文化底蕴丰厚(见图4)。

图4老牛湾长城与黄河交汇处(甄自明摄)Fig.4 The Cow Bay of the intersection place of the Great Wall and the Yellow River

文章来源：《黄河之声》 网址: http://www.hhzszz.cn/qikandaodu/2021/0303/6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