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1917年9月，时任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室主任兼乐歌教员的高寿田，对上海乐界之今昔及曾志忞的贡献有一概略性回顾：

十余年来上海之所谓教育音乐之提倡……当时研究者若沈心工、若曾志忞……李叔同诸氏，传播新声、改进教育，厥功良伟。有乐会（音乐讲习会，引者）焉，则自务本（女学，沈心工为乐歌教师）发轫，至育才（书塾，曾志忞曾任教职），曾氏主催一会，传授愈广，理想渐高。乃进而注力，而专科音乐教师之修养，吹奏乐队之组成矣……曾著声、器理论各书④详见曾志忞1905年10月13日编《教育唱歌集》订正四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04年5月29日；二版1904年9月24日；三版1905年4月19日，东京，浅草黑船町廿八番地“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者：榎本邦信。，亦畅销内地。小学校即列为一目，师范科复专人教授。男女学生之俨然户诵而家弦。乐器则如谋得利之小风琴，生涯殊不恶。而Piano之名词，Violin之样子，以及吹奏乐之说明，实提倡自曾氏夫妇。音乐传习所之集合，游学同志之东行，皆于音乐界渐显独立之征象。不数年而中国破天荒之Orchestra居然昙花一现于数十贫儿之手。音乐二字，方呱呱坠地，而有渐次成长之望。教育家某某曰：“某游美、方感音乐之感人深，而君辈，竟先十年着手！”懿欤！十年前提倡之神勇，进步之蓬勃有如此者。①高砚耘：《上海乐界之今昔观》，《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年9月第9期，第256—257页。

其对曾志忞音乐业绩之评论，客观而全面。而评主眼中的“美中不足”，是“重（chóng）音仍阙如”②高砚耘：《上海乐界之今昔观》，第256页。之社会音乐教育现实。这既是曾志忞在推行新音乐时将旋律加上和声的裉节儿，也是其辉煌音乐事业即将落幕前最后一道彩虹中的阴影，更是对师傅心知肚明的高寿田，深知此乃师心中最大痛楚，故才刻意“提醒”。

清末“家弦户诵”之调调，曾以《手戏》首登1904年5月29日《教育唱歌集》初版是目前此调见刊曲谱的最早确证。是否为其源头？钱仁康认为，沈心工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时，创作了《体操》后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③详见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第1页。但未见论据。被收入《学校唱歌集》（第一集）并在甲辰年④出版未标明具体月份。详见《中国音乐书谱志》（增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第13页。秦启明称：“沈心工借鉴日本文部省音乐调研处于一八八一年编辑出版的《小学唱歌集》为成功经验，及时编辑《学校唱歌集》，第一集于本年五月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在废科举、颁定学制的当年所编定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小学音乐教材。”（1988年，第41页）此可权作参考，只是出处不详；李静曾专门对《学校唱歌集》第一集的版权查证，说：学界常以“上海文明书局”为此书的出版者。但她在“参阅了原书的版权页后发现，上海文明书局只是……‘寄售处’……同时列名的……还有‘上海文明书店’以及‘各大书坊’。在‘发行者’处署名的是‘上海沈庆鸿’。根据近代出版的常规，这样的标注一般说明版权属于‘上海沈庆鸿’。”据李静《乐歌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64页。笔者曾向李静当面请教，她说此书的初版，在版权页上，仅有出版年而无出版的月、日（采访时间及地点：2019年1月22日星期二10：00，北京通天书斋）。（1881）出版，与曾志忞《教育唱歌集》初版档期相同。而高砚耘对此之“强调”是为哪般？前此普遍认为是沈心工于日本在铃木米次郎教唱歌时，学习了音乐，自云：“光绪二十八年，我年三十三岁……我在日本约有十个月……那时留学生会馆里请铃木米次郎教唱歌，我也去学唱，略微知道了一点乐歌的门径，就做起歌来。”⑤沈心工：《沈心工自传·叔逵到日本》1902年，沈洽编《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乐韵出版社，1990年，第27页。但并未提及创作了《体操》；而该歌的创作过程及具体时间，均属后人回忆⑥详见黄炎培《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大公报》1948年7月12日第8版；沈洽、许常惠《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乐韵出版社，1990年，第35、42页。沈洽称：据沈葆昌、沈葆中（均沈洽叔父）回忆，《体操·兵操》是沈心工的第一首习作，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最早乐歌作品之一。。首刊《体操》的《学校唱歌集》第一集出版日期仅有1904年而无月份；⑦《中国音乐书谱志》（增订本），第13页。缘此造就一怪象：曾志忞《手戏》与沈心工《体操》刊自同年，却无有人问及孰先孰后？并一味任凭“回忆”信马由缰？与笔者信守的“论从史出”立场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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