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高砚耘的叙述相对真实，并对引领时代的音乐风云诸人物事迹之顺序，排列得相当客观，其沈心工习乐在前，并先“务本”后“育才”，是真实的。但对“育才”，学界至今一头雾水。此，还要从曾志忞的同乡、长其八岁的王植善（1871—1952，字培孙）说起，其乳名大宝，江苏嘉定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办育材书塾（后改称育才学堂、南洋中学堂、南洋中学），任堂长、校长；另一小其三岁的同乡，即与曾志忞1905年10月底在日本共同发起“国民音乐会”的朱少屏（1882—1942）等创办于1906年春季的“健行公学”与南洋中学搭上了关系⑧《申报》的一则广告称：健行公学创办于中华民国纪元前六年之春，至翌年暑期后，并入南洋中学，溯其前后，生命不足两年。据朱少屏、柳亚子等《发起健行公学校友会启事》，《申报》1936年2月20日第6版。后，“育才”底牌才和盘托出。但创“健行公学”之人，还是以“健行”为根——正所谓“不忘初心”，其并入南洋中学之过程，只字不提，这是世人对其不解的重要原因。其前后的校级领导及各任课教师情形在曾志忞身后的一则材料中被公开：校董曾少卿、王培孙等，校长姚志让，总干事朱少屏，国文教员柳亚子，音乐教员徐学虬、曾志忞，图画教员曾曹汝锦。此乃笔者重大发现，而在1936年2月20日的《申报》，依然还能见到这些个三十年前有些已然仙逝的校董、教员们的大名①朱少屏、柳亚子等：《发起健行公学校友会启事》，《申报》1936年2月20日第6版。，说明他们对该校的影响犹存。

其次，李息霜是以嘲讽口吻评述这个曲调在当时的流行：“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之曲，此为吾乐界最恶劣之事”②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封面》，三光堂印刷所，上海公益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1906年，第20页。同年，作者对上文字做了解释：“欲速不达，弊在躐等。”（未署名，《论学校音乐之关系》，《申报》1906年5月3日第2版）笔者认为，僭越等级，与循序渐进原则相悖。，点明了《男儿第一志气高》（即沈心工《体操》的改编版）而非《手戏》（曾志忞）；但高砚耘的“旧事重提”并以肯定态度，则另有来头——是对此“调调”另一配词《手戏》在推动该“调”流行中，曾志忞劳绩的认定。早在1902年4—12月，在日本江户留学生会馆参与沈心工创办的音乐讲习会③转引自孙继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4页。始，至1904年独立组织的“亚雅音乐会”、1905年的“国民音乐会”，曾氏经验丰富、教育手法已然老到。1906—1909年，又连续在上海、嘉定举办暑期音乐讲习会，对推动这一曲调（会中均用曾志忞所编《教育唱歌集》等及各类音乐书籍作为教材）乃至音乐教育，起到举足轻重作用。而“曾氏主催一会”云云，即刻意指此。办“会”对曾志忞可说家常便饭，受教“生徒”日益繁众，缘此生发的上海乐界新气象如风琴、钢琴、小提琴、各类管乐器，不断进入沪上喜爱音乐的有识、有产、小资之家庭，音乐在小学校还被“列为一（科）目，师范科复专人教授”乃至有音乐的专门“传习所”，其从“会”到“所”是巨大飞跃。还带领众多有才能的贫寒人士赴东留学，蔚为壮观，产生了沪上一系列“新事物”——国人自主、自立之管弦乐队、军乐队、音乐的专业修习班等。高寿田既受益者，也是亲历及见证者，并以游美经历的教育家口吻，对十年前——1907年左右，即有此成绩赞赏有加，非自吹自擂而是言之有物，时间也对得上号，反映了国人心中，对曾志忞音乐事业的概略评判。曾志忞总算没白干这些个音乐、教育、美育乃至戏曲之“壮举”。其音乐先锋、教育先觉，在1917年终于有个初步定位——清末民初（1906—1917）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音乐空白被曾志忞上述辛勤劳绩填补。

再次，该曲调作者是沈心工还是曾志忞？在普遍被认可为沈心工所作的大背景下，提出此“问”略显愚顽。这还要从这个调调的“原型”说起——德国作曲家洪佩尔丁克（Engelbert Humperdinck，1854—1921）的三幕不间断儿童歌剧《汉泽尔与格蕾泰尔》（H?nsel ＆ Gretel，下称《汉》）第三幕前奏曲“姜饼屋”（The Gingerbread House，确切地讲应称糖果屋——被林中女巫以甜食引诱到她糖果屋里孩子们，掏心挖肺后变成姜饼树）第一主题（下称“糖”）及同幕据该主题变化发展的“女巫主题”（Witch's Themes，在她发现有人啃食她的糖果屋时唱到“啃咬、啃咬，像小老鼠，谁在啃咬我的屋”，见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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